chrisliu — 週四, 2010-09-23 21:11 (破週報).文／劉美妤
「馬的，我也想要房子啊。」最近剛租下六張犁一處頂樓加蓋房間的小游抽著菸對我抱怨。《住宅法修正草案》最近又被行政院退回營建署，二十出頭的我們，雖見過1989年8月26日無殼蝸牛夜宿忠孝東路大場面的老照片，但當我們長大成人出社會討口飯吃，照樣只能年年在都市邊陲挑選最便宜的租屋棲身。更別說失業青年、打工族，甚或身心障礙者、愛滋病患、獨居老人、家暴受害人等弱勢族群，即使租得起、買得起房子，也時常面臨被房東、賣方拒絕入住的窘境－－當然，社會弱勢多半也伴隨著經濟弱勢。約佔台灣總人口16.5%的社會弱勢族群和找崔媽媽基金會仲介租屋的貧窮青年，都別妄想在台北市擁有穩定的住所。
「社會住宅推動聯盟」搶在年底五都選舉前組成，並積極拜會大台北地區四組參選人馬，促使蔡英文、朱立倫及蘇貞昌三組參選人都已將「設置社會住宅供弱勢者與青年租屋」納入政見。承襲1989年一代蝸、1999年二代蝸的運動方向，無殼蝸牛這次與社會福利團體攜手合作，且不再維持體制外的抗爭模式，祭出「裡應外合」策略，為無住屋者上街頭的抗爭時代某個程度畫了句點。在被政府收編的風險裡，這次的社會住宅推動聯盟冀望為台灣－－尤其是台北的住宅問題，找到最能逼出政府資源的方式來改變。
瓶蓋裡的寄居蟹
「居住」在台灣從來就不是基本人權。政府和各類候選人滿口房價、景氣問題，對象顯然是玩得起交易遊戲的房市大亨與中產階級，與社會福利徹底無關。政府「住者有其屋」政策透過購屋貸款補貼和蓋國宅來讓人買得起房子，然而台灣有多少國宅？僅佔總住宅量的3.5%－－見笑了，香港有50%，新加坡更有80%。另一方面，這些措施都是針對買得起房子的人，多數國宅也供出售之用，買不起房子的低收入戶請乖乖排隊去搶全台北僅3000多戶的公有出租國宅，落榜機率大概和妳扳開台啤看到瓶蓋上印著「再接再厲」一樣高。而在全世界最多公有出租住宅的城市阿姆斯特丹，有50%的房子都是「社會住宅」，也就是供弱勢族群平價承租的國宅。
台灣高度資本化的社會，在政府過度強調市場機制的方針下，房地產炒作使房價自20多年前開始一路飆漲，1999年第二波無殼蝸牛運動時台灣貧富差距32倍，現在已擴張到66倍，經濟弱勢者的處境較當時更加弱勢。官方統計數據指出，2009年台北市中位數房價所得比為14.1，也就是平均每戶家庭所得來算，要不吃不喝14.1年才能付清買房支出。專業者都市改革組織（OURs）常務理事彭揚凱指出，在國際上，這個比例達到6就已算嚴重。在林口蓋的國宅一戶五、六百萬，但低收入戶還是毫無負擔這筆支出的可能，於是無處可棲的弱勢者像在垃圾堆中翻出塑膠瓶蓋容身的寄居蟹般，艱困地四處漂流。
在《住宅法》仍未修訂的此時，再看馬英九在去年簽下、並已生效為國內法的兩公約，也就是聯合國的〈人權公約〉和〈經濟政策公約〉－－「裡面談到住宅是人權的部份，也就是政府有義務保障人民居住的條件。它很明確的規範到兩年內應依照這個精神檢討台灣的法律，但目前看來根本沒有檢討。」彭揚凱說。而台灣推行社會住宅最困難之處在於土地私有化程度高，尤其人口集中的台北市內，國有地比例遠較他國首都低，且地價高。彭揚凱指出：「在台北市，建商蓋房子70%成本都在土地，建築的成本僅30%。可現在的狀況是，政府覺得社會住宅很重要，但他沒有土地可以找，但又一邊賣地，非常矛盾。」
無住屋者的合縱連橫
1989年，無住屋者團結組織作為街頭抗議行動者，以徹底體制外的行動帶起無殼蝸牛運動。到了1999年捲土重來的第二波無殼蝸牛，他們開始和環保、婦女、勞工等議題的社會團體以及住宅、都市規劃、建築學者結盟，在這兩個方向上拉出連結。而現在，2010年社會住宅推動聯盟的構成，由誕生自無殼蝸牛運動的崔媽媽基金會、專業者都市改革組織，和社會福利團體如台灣社會福利總盟、伊甸基金會、中華民國殘障聯盟等，及工運團體台灣勞工陣線，共12個團體攜手發起。對於找社福團體結盟的動機，崔媽媽基金會執行長呂秉怡是這麼說的：「一是這些社福團體服務的對象就是社會住宅的使用者，需要和他們合作來推動。二是團結力量大，整合愈多資源整個社會的代表和象徵性就愈高，有愈好的效果。」
於是無殼蝸牛運動的「體制外」性格大大削弱，策略上較為軟性，以爭取政府資源/政策制定為主要考量。這不免令人擔憂，這一波的行動在逐漸累積成果時，可能面臨被政府箝制與收編的風險。「如果這個資源是政府委託出來的，你去做承接、委託或貸款等等，你永遠就是一個乙方，受制於人。拿人手軟，或者政府會用各種評鑑考核綁住你。在這樣的考量上，你要接管社會住宅可能被箝制住。」呂秉怡說。然而他目前更考慮的是社會住宅在執行上非仰賴政府資源不可的現實，「就社會住宅這麼龐大的工作和資源的話，你如果要照顧到5%甚至10%的市民、國民，不可能不進到體制內。」因此在呂秉怡看來，這樣有政策倡議的「黑臉」和承接案件與服務的「白臉」角色分工，既是社福團體這二十年來發展出的機制，也是這次社會住宅聯盟要走的路線。
呂秉怡定位社會住宅推動聯盟的策略為「裡應外合」，一代蝸和二代蝸都走體制外，作為對立的角色對公部門進行政策倡議；而這次的「三代蝸」盼藉內部力量的穿針引線，和未來可能的執政者對話。呂秉怡透露，以台北市來說，郝龍斌團隊裡負責「青年出租住宅方案」的策劃團隊事實上和他們熟識，能夠溝通彼此想法。
「大家或許不能看得太短，因為還沒有龐大的社會力量把完整的社會住宅推出來，或許要以五到十年為一個單位看待。這些必須去辯證的過程、去釐清找到較好的方式，要透過政治參與甚至衝突去釐清這個問題。」呂秉怡說。他認為台灣社會住宅至少要走十到二十年，才會有相對成熟的結果出來。而今年開始動作，試想藉著恰逢五都選舉，「在五都的灘頭上，搶下一兩個旗子先插上去」，作為未來推進的基礎。明後年他們更要直接針對修改《住宅法》行動，比起和參選人對話，那才是真正的苦戰。
社會住宅推動聯盟當前目標是將「只租不售」的社會住宅佔台灣住宅總量的比例提高到至少5%，並認為政府需承擔主導推動、興建責任，將之視為社會福利公共投資，不可能外包給考量利益的建商執行。而如何推行、在細節處取得平衡點，包括現有的資源運用、委託「第三部門」管理的規則制定、為避免弱勢族群被標籤化而採「集中而分散」的住宅分配如何實行等，第三代的無殼蝸牛仍在這條路上持續思考與辯證，且戰且走。
復刊62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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